引言
有早晨的时间，有夜晚的时间，而每个人的劳动也都有所不同。每个人带着自己的铲子来到煤场，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铲煤，而任何一个人的铲法往往和另一个人的铲法大不相同。不管怎样说，这种情况不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衡量人的唯一尺度。生活就是一系列无法重新体验的、不可重复的插曲。时间就是一长列独一无二的瞬间——每一个瞬间都是一去不返的。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再也唤不回来了。
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甚至这种自古以来不言而喻的道理也不再管用了。因为时间变得“可以互换”了，时间成了一系列经过仔细测量的可以互换的单位。时间不再是一种迁流，而是成了一种生产线了。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钟表在美国还是一种稀罕的东西。如果每一个时间单位是不清楚的，不精确的，那么工时单位当然就无法用它所需要的时间来测量。只要加工时是用白天和黑夜来划分的，工时单位的轮廓就必然是不确定的。
准时并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他的自我修养规定的美德之一。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只有少数有钱人才随身带着表。其他人除非靠近一只钟，否则是不可能知道准确的时间的。旅游者无法按照一种准确的、事先宣布的时间表动身出发。华盛顿或杰斐逊或亚当斯判断客人是否迟到，唯一的办法就是看这客人的到达是否晚于预期的时间。欧洲市镇广场上的那种能声音洪亮打点的讨人喜欢的钟（现在戴手表的美国人发现它竟是那样古雅可爱），当时都是作为一种公共设施而建造起来的。
这种钟也成了一种象征，表明一个普通市民是买不起个人时计的。十九世纪开始后过了很久，表仍然是一种传家之宝，人们把它系在一根沉甸甸的金链条上，大模大样地带在身边。亚伯拉罕·林肯夫人在她丈夫就职典礼上在手腕上戴的那只表，被人当作一件珍奇的珠宝饰物。“手表”这个词差不多到年才进入英语。手表的广泛使用以及用钟表计时的普遍意识，还是在布尔战争（—年）中军人为了使部队同步移动而戴上了手表之后才发生的。只有当美国人买得起钟表，并找到了以空前数量制造钟表的方法之后，美国人才开始戴上了手表，并用它按分钟来衡量他们的生活。
“效率”是二十世纪美国的信条，它的意思就是把整个工件换算成时间单位。在一个劳动力时常缺乏而又始终昂贵的国家里，衡量效率与其说是按“质量”或“能力”，不如说是按完成一件能够接受的工作的速度。做每件事都要仔细计算时间。一个有效率的美国也是一个有速度的美国。时间成了一系列均匀的——经过精确测定的而又完全可以再现的——单位。工作日不再靠日光来衡量，因为电灯可以使工厂“二十四小时”开工。冷藏、集中供暖和空气调节已经开始取消了季节的差别。一个工时单位和另一个工时单位变得更加相似了。
在美国，划分和记录工时单位还有一些特殊的刺激因素。成批生产就是标准化的生产。用以制造统一形状和大小的部件的设计图样不过是一个开端。美国工业制造制度要求改进各种测量单位，并给测量单位制定标准。亨利·福特对流水作业技术作出了贡献。而在福特之后，成批生产同时也就是装配线生产，这种生产要求对每项作业持续时间的规定不得有半点含糊之处。只有到这个时候才把工作交给工人去做。为了使生产继续进行下去，至关重要的是要对每个人的作业时间进行测定，这样就可以使生产线继续开动，而不会浪费片刻时间。
生产线的速度现在也就意味着生产的速度，而决定生产线的速度的就是最慢的作业能够完成的速度。这一切指的就是定时。弗雷德里克·W·泰勒是美国效率信条的鼓吹者，他是第一个以教条式的明晰语言宣告这些事实的人。他的生活和性格体现了现代美国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鼓吹一种对目标的近乎残酷的执着追求，一种对效率——对达到多好省目标的关心。泰勒于年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中写道：“在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在将来，制度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鼓吹对实现每一个人的抱负和追求人与人之间友爱和谐的一种感伤的、有时是热烈的关心。看到人的发展由于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在你的完美品质面前感到自惭形秽的习惯”而受到了阻碍，他感到不安。对泰勒来说，一个效率低的人就像“一只会唱而又不肯唱的鸟儿”一样。因此，泰勒在为寻找制造自行车滚珠轴承的一种更节约的办法而进行实验时，表现出一种孜孜不倦的耐心，但他对那种在感情上就是舍不得那把自己用了多年的铲子的人，显示了按捺不住的不耐烦情绪。
是否在实现人的个性和实现他的可能的生产能力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呢？在美国，随着人的生产劲头空前地发挥出来，这个问题将会受到检验。泰勒的父母生来就是贵格会教徒。他的母亲还是一个狂热的废奴主义者，年，她曾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陪同卢克丽霞·莫特前往伦敦，出席国际废奴大会。泰勒按照贵格会的传统，终身衣着朴素。一个热情崇拜他的英国人把他比作耶稣。“他到人们中去——每天到数以百计的人们中去，他看到，他们在无聊地打发光阴，他们瞧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对己对人都没有任何要求。
于是，他就要求他们让他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并让他来证明跟他们在一起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这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职业。”然而，当年轻的厄普顿·辛克莱反对泰勒的制度时，泰勒毫不退缩，而说最理想的生铁工具操纵者“不过是一个脑筋迟钝、身体笨重、或多或少像牛一样的人而已”。对于目标和感情之间的这些矛盾，泰勒似乎毫不在意，因为他相信效率的复原和协调的力量。他的万应良药就是扩大生产和普及产品。泰勒说：“区分文明国家和未开化国家——富裕民族和贫穷民族——的最重要因素是：一边普通人的生产能力是另一边普通人的生产能力的五倍或六倍。”
下面就是他的信条：科学管理涉及工人的全面的思想革命。……它也涉及管理人员的同样全面的思想革命。……在过去，人们所考虑的和感到兴趣的……主要是对他们的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盈余进行所谓适当的分配。……在科学管理下……发生的这场伟大的革命，就是双方都不要老是把眼睛盯着盈余的分配，不要把那看作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是要一起把注意力转到扩大盈余上来，直到这种盈余大大增加了，人们再也不用对如何分配问题进行争吵了。
所以，泰勒反对工会。他的上帝，协调和有效率的上帝，生产率的上帝，不是已经使工会变成一种多余之物了么？泰勒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很早就迷上了效率。为了找到自己步行上班最节省时间的办法，他测量步幅，计算步数。他发明了匙形柄的网球拍，并接着在年他和他的搭档获得全国网球比赛双打冠军时证明了这种球拍的功效。后来，他改打高尔夫球，他发明了轻击棒，并试图为高尔夫球场和公共草坪培养一种优质草。在高帮扣式鞋的时代，他却经常穿松紧帮无扣鞋，以便把扣纽扣浪费掉的时间节省下来。
他喜欢体育运动，但他不喝茶，不饮咖啡，也不吸烟，因为那些东西会影响他的运动效率。他的父母送他去菲利普·埃克塞特专科学校去学习，为升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做准备。他在埃克塞特专科学校毕业时在班上名列前茅，但这一成绩的代价却是把身体搞垮了，由于身体不好，他只好放弃从事法律工作的打算。他的医生建议他参加体力劳动，于是他成了学机工的艺徒，开始在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与此同时，他还在晚上学习机械工程，并于年通过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学位考试。
结语
他发现自己竟是当工程师的材料：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这家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并已开始了最后使他获得一百项专利的发明创造的生涯。这些发明创造包括当时美国最大的汽锤的设计。即使说他在其他方面无所成就，人们也不会忘记是他发明了产生“高速钢”的一种合金和热处理方法。用这种钢做的车床切削工具在赤热时不会变软，不但寿命延长了，而且切削金属的速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从而使全世界金工车间的生产能力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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