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乃莫板大队北京知青郭凝(年)
右图:法国巴黎《欧洲时报》记者郭凝(年)
(一)土左旗师训班
接到通知到塔布赛公社开会,二里地,出了村再过几道沟坎就到了。几个村的北京知青汇聚一起,人不多,都是这批选调到土左旗的,据说有当工人,有当教师。不管当什么,知青们都喜形于色,相互开着玩笑。很快公社干部告知,雨施格气的徐鹤寿、七炭板的胡佩诚、乃莫板的我和梁士华是土左旗教育局要的,有如梦幻,没有想到。年9月9日从北京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5年大田劳动,习惯了农民生活,刚刚20岁出头,还没急着要走,突然宣布离开,以后不用耪大锄、挑大筐、拔麦子、削糖菜、沤胡蔴、喂猪,不用拉风箱做饭,不用到井台挑水,连腌酸菜都不用了。吃饭有食堂,要热水有锅炉房,上厕所不用跟猪搏斗,这些社会主义理想已经近在咫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时间看书,这幸福来得太快太突然。年12月天寒地冻时节,零下38度,马车拉着我们来到察素齐,到师训班报到。
察素齐一中是土左旗的最高学府,腾出两间学生宿舍供师训班使用,女生宿舍两边是长通铺,每人一个被褥的位置,衣箱放床头,白天卷起被褥,铺面够宽敞,仰面可看书,趴着可写字,桌椅板凳全省了。男生宿舍大概也是这个格局。旗教育局的董文烈老师负责师训班,宣告师训班总共三个月,第一个月政审学习,第二个月考试分配,第三个月放假回家。
我一听“政审”就头疼,下乡时候就躲这事儿,那年17岁,已能独立思考。离开北京的时候学校让填表:1.家庭是否有海外关系。2.父母是否有历史问题(凡是年以前参加工作的都是“历史问题”)。3.父母文革是否被批斗。这三条我都“有”,可我都填了“无”。于是,到乃莫板插队后不久,土左旗政府调我上去帮助清理“敌伪时期”档案,每天坐办公室,工分记得高,还有大白馒头吃,这么好的事儿,可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总是瞌睡,没几天就要求回村里劳动。觉得清理档案应该是出身没问题的人来干,自己没资格,大田劳动我心里踏实。写大队“四五规划”,我在村里跟着党支书李荣干得挺起劲儿,考察地形,测绘地图,真是看到了乃莫板社会主义建设远景。后来塔布赛公社调我上去写资料,白馒头大烩菜,最高待遇,我干了几天又要求回村劳动,同理,回村干活心里踏实。虽说是“重在政治表现”,可是政治表现好了,也很麻烦。我被要求入团,第一次躲了,第二次大队领导说是上级的意思,我说我条件不够,我指的是家庭出身条件,可是团支书喜旺他不懂我的意思,非说我条件够、表现好。这倒是的,闷头干活实受,整“内人党”我努力制止武斗,老乡们都说我是好娃娃。这个评价中肯,我是好娃娃,于是宣誓入团了,连表格都没要我填。过了年,我担任了大队妇联主任,把全村妇女工作搞得红红火火。这回更麻烦,大队党支书李荣找我谈话,动员我申请入党,我吱吱唔唔,心想这回躲不过去了,入党一定要进行组织外调,那我填的三个“无”就露馅了,我必须悬崖勒马,不能表现这么好了。于是,我借口“肺部出了问题”辞去大队妇联主任职务回北京休养去了。心想,顶多说我“革命意志衰退”,这总比说我填三个“无”“欺骗组织”强多了。我在北京休养几个月整天看书,心思重,吃得少,瘦身30斤,面色白皙,又回村了。离家那天北京瓢泼大雨,我撑着伞,拎着行李包,蹚着大水走出院子,妈妈追在后面说别走了,我头也没回走了。到了村里,大队给我安排看村边小树林的轻活儿,对我照顾很好。
没想到进了师训班还是要过这个“政审”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提不起劲儿,每天在通铺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来自北什轴公社的陆庆和担心我精神出问题,尽量跟我说笑话。她们村9个女同学3个出了问题,都是她照顾的,然后送回北京。其实,我当时是心理问题,政治压力对人的摧残极为严酷,自闭,抑郁,估计不少知识青年承受病痛折磨,有的甚至影响一生。
董老师在政审学习课上说,你们转正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家里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现在说,对组织忠诚,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大多数同学出身清楚,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教室里只剩下徐鹤寿和我对着纸笔发怵。徐鹤寿和我一样都是教授子女,中国教授大都在年肃反或年反右遭遇冤案。不用猜也知道,徐鹤寿与我面临同样难题。那时候知青同学大都互相体谅,谁也不会问谁家里问题。徐鹤寿自言自语:还是给人家写了吧。我苦笑,心照不宣,拿起笔来,忽然有了灵感,把父母宽以待人、勤恳工作写了一篇散文,对三个“无”采取了模棱两可、若有若无的办法。写完后长出一口气,交了。
第二天董老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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