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乃莫板大队北京知青郭凝（年）
右图：法国巴黎《欧洲时报》记者郭凝（年）
（一）土左旗师训班
接到通知到塔布赛公社开会，二里地，出了村再过几道沟坎就到了。几个村的北京知青汇聚一起，人不多，都是这批选调到土左旗的，据说有当工人，有当教师。不管当什么，知青们都喜形于色，相互开着玩笑。很快公社干部告知，雨施格气的徐鹤寿、七炭板的胡佩诚、乃莫板的我和梁士华是土左旗教育局要的，有如梦幻，没有想到。年9月9日从北京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5年大田劳动，习惯了农民生活，刚刚20岁出头，还没急着要走，突然宣布离开，以后不用耪大锄、挑大筐、拔麦子、削糖菜、沤胡蔴、喂猪，不用拉风箱做饭，不用到井台挑水，连腌酸菜都不用了。吃饭有食堂，要热水有锅炉房，上厕所不用跟猪搏斗，这些社会主义理想已经近在咫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时间看书，这幸福来得太快太突然。年12月天寒地冻时节，零下38度，马车拉着我们来到察素齐，到师训班报到。
察素齐一中是土左旗的最高学府，腾出两间学生宿舍供师训班使用，女生宿舍两边是长通铺，每人一个被褥的位置，衣箱放床头，白天卷起被褥，铺面够宽敞，仰面可看书，趴着可写字，桌椅板凳全省了。男生宿舍大概也是这个格局。旗教育局的董文烈老师负责师训班，宣告师训班总共三个月，第一个月政审学习，第二个月考试分配，第三个月放假回家。
我一听“政审”就头疼，下乡时候就躲这事儿，那年17岁，已能独立思考。离开北京的时候学校让填表：1.家庭是否有海外关系。2.父母是否有历史问题（凡是年以前参加工作的都是“历史问题”）。3.父母文革是否被批斗。这三条我都“有”，可我都填了“无”。于是，到乃莫板插队后不久，土左旗政府调我上去帮助清理“敌伪时期”档案，每天坐办公室，工分记得高，还有大白馒头吃，这么好的事儿，可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总是瞌睡，没几天就要求回村里劳动。觉得清理档案应该是出身没问题的人来干，自己没资格，大田劳动我心里踏实。写大队“四五规划”，我在村里跟着党支书李荣干得挺起劲儿，考察地形，测绘地图，真是看到了乃莫板社会主义建设远景。后来塔布赛公社调我上去写资料，白馒头大烩菜，最高待遇，我干了几天又要求回村劳动，同理，回村干活心里踏实。虽说是“重在政治表现”，可是政治表现好了，也很麻烦。我被要求入团，第一次躲了，第二次大队领导说是上级的意思，我说我条件不够，我指的是家庭出身条件，可是团支书喜旺他不懂我的意思，非说我条件够、表现好。这倒是的，闷头干活实受，整“内人党”我努力制止武斗，老乡们都说我是好娃娃。这个评价中肯，我是好娃娃，于是宣誓入团了，连表格都没要我填。过了年，我担任了大队妇联主任，把全村妇女工作搞得红红火火。这回更麻烦，大队党支书李荣找我谈话，动员我申请入党，我吱吱唔唔，心想这回躲不过去了，入党一定要进行组织外调，那我填的三个“无”就露馅了，我必须悬崖勒马，不能表现这么好了。于是，我借口“肺部出了问题”辞去大队妇联主任职务回北京休养去了。心想，顶多说我“革命意志衰退”，这总比说我填三个“无”“欺骗组织”强多了。我在北京休养几个月整天看书，心思重，吃得少，瘦身30斤，面色白皙，又回村了。离家那天北京瓢泼大雨，我撑着伞，拎着行李包，蹚着大水走出院子，妈妈追在后面说别走了，我头也没回走了。到了村里，大队给我安排看村边小树林的轻活儿，对我照顾很好。
没想到进了师训班还是要过这个“政审”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提不起劲儿，每天在通铺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来自北什轴公社的陆庆和担心我精神出问题，尽量跟我说笑话。她们村9个女同学3个出了问题，都是她照顾的，然后送回北京。其实，我当时是心理问题，政治压力对人的摧残极为严酷，自闭，抑郁，估计不少知识青年承受病痛折磨，有的甚至影响一生。
董老师在政审学习课上说，你们转正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家里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现在说，对组织忠诚，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大多数同学出身清楚，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教室里只剩下徐鹤寿和我对着纸笔发怵。徐鹤寿和我一样都是教授子女，中国教授大都在年肃反或年反右遭遇冤案。不用猜也知道，徐鹤寿与我面临同样难题。那时候知青同学大都互相体谅，谁也不会问谁家里问题。徐鹤寿自言自语：还是给人家写了吧。我苦笑，心照不宣，拿起笔来，忽然有了灵感，把父母宽以待人、勤恳工作写了一篇散文，对三个“无”采取了模棱两可、若有若无的办法。写完后长出一口气，交了。
第二天董老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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