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夏天，小舅把我从宁波老家送回了汉口，送回了四唯路的上海宿舍。父亲已经几乎认不出分别了快一年的我了，那时的我又瘦又黑，说着一口地道的宁波话，活脱脱一个农村孩子，没错我在外婆家，也就是宁波镇海县的海边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之所以把我送到外婆家生活了这么久，是因为当时父母都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我的两个姐姐和我。孩子的适应能力总是很强的，刚和院子里的孩子们混熟悉，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母亲领着我去了四唯路小学，自此开始了我在四唯路小学五年的无忧无虑快乐的小学时光。
二零一五年的金秋时节，我应大学闵同学的邀请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在婚礼上意外地碰到了小学同班同学明明，她作为女方的嘉宾参加了同一个婚礼。四十多年没见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依旧是娇小的身躯，依旧是笑靥如花。而正好在前不久，小学时的班长颖建了一个QQ群，里面有我，还有明明和俊等几个人，在群里说了几次要找时间把小学同班同学召集起来，一起聚聚，但始终未能行动起来，而这次和明明的偶遇最终促成了我们小学同学在阔别四十年后的再次相聚。第二天和颖、明明约好某一日下午去四唯路小学碰面，顺便商量一下聚会的事。走过熟悉而又狭窄的四唯小路，来到了大门紧闭的学校门口。
那个年代都是按照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学校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分班也基本上是按照学生的居住位置就近一片一片的划分，当时实行的是春季招生制度，我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同年龄的孩子已经上了一个学期了，我成了插班生。上海宿舍和我同年的孩子们大都在三班，可我却被插班到了一年级二班。班主任是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王必胜老师，“同桌的你”是霰同学，不过当时她被同学们叫成了“霞”，肯定是这两个字长得太像了，而我们就只认识“霞”。
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感到很拘谨，甚至有点恐惧，不仅没有一个熟识的小伙伴，还听不懂更不会说武汉话，我就像个聋子，像个哑巴，只能用眼睛默默地观察着，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了，走出校门，欣喜地发现二姐正在等我，于是像见到救星一般，跟着二姐回家了，二姐也在四唯路小学读书，她当时已经是四唯路小学四年级学生了。
学校不大，一幢L型的三层大楼加上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就是学校的全部了。学校四面都是围墙，一边紧邻着四唯小路，一边挨着长航宿舍，另外两边是高低杂乱错落着居民区私房。L型大楼的拐角处是上下的楼梯，两边的走廊一边都面对这操场，走廊另一边有教室，老师办公室，活动室，顶端还住着几个老师，厕所在操场的另一端，简陋的平房分隔出男女两个公共厕所。操场不大，一个小小的司令台是老师讲话和每天早操领操的地方，围墙的一边的几个单双杠，还有一个跳远的沙坑，由于操场太小，每年的校运动会还要借雷锋中学的操场才能举行。
三年自然灾害后，出生率大增，导致我们这个年级有六个班，而比我们大的年级最多也只有四个班。一年级的教室自然在一楼，教室的一面是黑板，黑板下面是讲台，木制的窗子经常缺少玻璃，教室里顺序排放着简陋的木质长条课桌，原木的本色已经被磨得发出了深褐色的光泽，桌面上被小刀和利器刻画得坑坑洼洼，依稀可辫的各种各样的图案和字迹，几乎所有的桌上中间都被刻上一条分界线，那叫“ ”，形象地用抗美援朝胜利后命名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为分界线，将共用桌子的两个同学自然地分离成了敌我双方，任何一方都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爆发战争。同座位的争执还会体现在凳子上，每张桌子配了一个四条腿的长板凳，坐多坐少，靠前靠后，这些都是成为冲突的理由了。老师规定了，男生必须和女生同桌，在同桌之间的争执中自然是女生吃亏的多了。但我不一样，大概因为我是新来的，而且是乡里伢，霰的妈妈又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在和霰的争端中，我始终处于下风，好在时间不长，霰不知什么原因转学了，我才得以解放，酷似在美韩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被中朝人民打回了“ ”南边而重见光明。四十多年后再见到霰，她已是从事幼教工作三十多年的 教师了，同学聚会时的轻歌曼舞婀娜多姿彰显了很好的职业素质。当我开玩笑般和她重说这段往事，她竟然一点都不记得了，后来她说回去问她母亲自己小时候是不是有点霸道，她说她母亲也是不置可否，我一直怀疑她是不是还记得曾经和我同桌过，“ ”争端的事情肯定也都抛在脑后了。
受“读书无用论”、“批林批孔”等等运动以及“张铁生”“黄帅”等人的影响，读书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压力，开设的语文算术体育美术音乐课程也没什么难度，反而是学校布置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劳动课才更有意思。我们去过湖边坊学农劳动，那里是一片菜地，我们去帮忙拔草，结果野草是被拔了，有些菜苗也被拔了。有一次隔壁班的一个女生一不小心还掉到了化粪池里，幸亏及时打捞起来，才没有酿成惨剧，可女生的名节就被毁了，据说他们班的同学几乎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没有人愿意和她同桌。
二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深挖洞，广积粮”，在学校不大的操场下面修建一个防空洞，花了差不多一个学期的时间，防空洞终于做好了，准备重新建设球场的时候发现没有更多的铺路石了，于是发动全校的学生捐献碎石头，这一下子四唯路一带就热闹了，周边所有的街道宿舍，乃至江边货场里的砖石都被一扫而尽，为了方便运输，有同学拿来了家里的“弹子车”，那是一种用废旧轴承作为轮子的自制运输工具，走在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防空洞终于建好了，学校操场上多了一个三角形的凸起，那是进出防空洞的门。最终防空洞一次也没起到防空的作用，成了我们下雨的时候上体育课和校乒乓球队训练的地方。类似的事情还有交废铁，废铁可比石头金贵很多，平时都被拣破烂的拣去买废品换钱了，一时间哪里去找那么多废铁， 有的同学把家里的火钳锅铲甚至铁锅都上交了。我倒是没有被难倒，去到父亲工作的中原机械厂的废品堆里找了几根废铁，伪装后带了出来，算是交差了。据传在一九八三年全国严打的时候有人和我当年一样，从厂里废品堆里带出来几根废铁，然后拿到废品收购站卖了，被作为盗窃罪判刑，发配到新疆去了，想想都后怕。
学校大楼和靠近长航宿舍的围墙之间是一长条不太宽的泥地，学校分配给每个班一小块，在上面种了各种不同的蔬菜，有辣椒茄子豆角黄瓜丝瓜等等，还在厕所旁边挖了一个小池子种了水稻，用废砖块砌起来一个猪圈，喂养了两头猪，这下学校就热闹起来，同学们每天上课前、课间、放学后都要去自己班上的那块自留地看看，从种下去的那天开始就盼着它快快长大，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在农村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这些东西毫无新鲜感，也很少去看， 关心的是结出来的果实到哪里去了？其实想也想得到，这些果实自然就成了薪金微薄、还带着“臭老九”帽子的老师们的生活补贴了，那两头日渐丰满的猪也在过完寒假过完春节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了。
自觉我从小属于比较温顺乖巧的孩子，典型地属于人畜无害的那类人，喜欢的也都是写字画画那些相对比较安静的活动，所以在升到高年级之后也经常被老师选着参加一些活动。
先是被选拔到宣传队，参加江岸区红小兵文艺汇演，教音乐的毛老师编排了一个大合唱，唱的什么歌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是两排男生两排女生间隔着，穿着军装白球鞋腰里扎着武装带，手挽手齐步上台，然后转身，唱歌，结束。节目在黎黄陂路的区委礼堂演出过一次，效果很好，可我从那次演出后就和毛老师要求退出宣传队，毛老师问为什么要退出宣传队？我说我不喜欢，无奈，毛老师只好让我退出了。回家后父母也问我究竟怎么回事？我还是说我不喜欢。退出宣传队的真实原因我一直埋藏了四十年，当时和我站在一排的女生是隔壁三班的清梅同学，我演出回来后遭到了上海宿舍的几个三班的男生的嘲笑，说什么不要脸，和女同学挽手之类的话，当时的我觉得羞愧难当，所以就愤然退出宣传队了。现在想想或许是他们在吃醋吧，我挽了他们班女生的手。大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朦朦胧胧地有了真正的性别意识，从儿童期进入了少年期，这也导致了我在整个青春期对女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排斥，对她们总是敬而远之，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顶“清高”的大帽子，当然是女生帮我戴上的。
退出了宣传队，我加入了游泳队，参加了一九七六年的横渡长江活动，班上一起集训和渡江的有颖、斌和华山。有关横渡长江的故事，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描写。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却过得太快！小学毕业以后班上的大部分同学就近进入了雷锋中学，而我，颖还有华山等同学都转到了其他中学，就此分别了，我也和大部分同学失去了联系。
小学毕业四十多年了，四唯路小学依然在那里，只是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从外面看，三层楼的大楼已经变成了五层楼，不知道是重建的还是在原来基础上加高的。外墙面已经贴上了鲜艳的瓷砖，以前吱吱扭扭的大铁门已经换成了漂亮的不锈钢的电动栅栏门。我们很想进去看看，在传达室里，颖向值班的保安解释说我们是这个学校四十年前的毕业生，现在故地重游，想进去看看。保安没有多说话，只是转过身看着我，然后问道，你是周品严吧？我仔细看着他，还是没有认出来他是谁。他说，我是金林啊。原来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我们大喜，于是寒暄起来，并邀请他晚上一起吃饭，叙叙旧，可惜他晚上要值班，走不开，只好简单地和他说了同学要聚会的想法，并让他帮忙联系老同学。晚上吃饭的时候又约来了明华同学，聚会摆上了正式日程。细心的颖按照当年班上同学的居住地列出了一个花名册，四唯小路的、四唯路的、三阳路的、胜利街的、中山大道的……每个人按片区去找人。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当年我们班有五十多个同学，居然被我们找到了三十多个人， 次聚会摆了三桌。看着一张张仿佛熟悉却又陌生的脸，说着当年的故事，往日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恍如做梦一般。还别说，在聚会的前几天，每天晚上我都会做梦，梦到他们，梦到那个时候的事。
颖是从一年级开始到五年级毕业一直是班长，颖说我当时是副班长，但我始终不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担任过什么职务，她说出来了理由也让我无法反驳，她说江老师认我做干儿子，肯定会让你当班干部了。王老师在我们二年级的时候搬家了，也就调离了四唯路小学，接替王老师当我们班主任的是江老师，江老师有三个女儿，她特别喜欢男孩子，认我做干儿子这件事虽然是谣传，但江老师确实是比较喜欢我。女生肯定是比较敏感和早熟的，可能是看到江老师比较喜欢我，就编排出我是她干儿子这个故事，还有更离谱的，说江老师准备把她最小的女儿嫁给我。我已经被男生嘲讽过一次，这下又被女生嘲讽了，奇怪的是我没有去反击嘲讽过我的同学，相反却疏远了江老师，甚至有点埋怨她、责怪她，至今想起来还心有愧疚，曾经想再见见她，可她原来住的地方早已拆迁，便也无处可寻了。副班长就副班长吧，四十年前的记忆哪有那么准确的，就像是我在这儿说的这些事情，班上的同学未见得都记得，而对于我来说，这些事情都历历在目，仿佛都发生在昨天。
次聚会以后又陆陆续续地联系上了好几个同学，有远在美国的华山，定居英伦的德伟，在成都带外孙的春莲，有杰、金凤、金城，还有中风在家休养的兵，也得到了书声病逝、亚玲车祸去世的不幸消息。我们这些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小伙伴们，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含饴弄孙知天命的大爷大妈们了，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一起回忆一起感慨，一起开心一起欢笑，一起 到老，每年的腊八节就是相聚之日。
四唯路小学不是名校，我也不知道她的历史，也无从考证，百度上只介绍了她成立于一九五八年。随着武汉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学校周边也开始拆迁，生源也逐渐减少，也不知道她的未来会是怎样，但她承载了我五年的记忆，见证了我懵懂无知的少年时代，记录了我的喜怒哀乐，即使将来她不存在了，我也不会遗忘，因为已经深深地刻画在我的脑海里，藏在我的记忆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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